摘要：在《时代三部曲》中，不仅主人公乔燕作为乡村他者的“外视点”在悄悄向内在于乡村的“内视点”靠近甚至融合，贺家湾乡民们也主动将城市文明带来的“第三只眼”纳入自己的心理世界，主动回应时代要求，动用全部的心理能量，试图跟上时代前行的步伐。正是在内外视点相互碰撞、相互转移的交错变幻中，历史进行时中扑朔迷离的川东乡村心灵地图得以徐徐展开。
关键词：精准扶贫；川东乡村；心灵地图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248（2023）01-0007-06
2021年3月，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以“精准扶贫”为表现题材的“时代三部曲”《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作者贺享雍曾经长期担任乡村基层干部，是继周克芹之后四川本土最具实力的乡土作家之一。这其实也是他近年来创作的大型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之前以贺家湾为背景的系列长篇小说形成强烈的互文关系。作为川东乡民命运史、心灵史的书记员，贺享雍以贺家湾这个川东村庄为舞台，紧密跟踪中国乡村变化的进行时，以小说的形式生动呈现当下中国乡村和乡民的命运变迁。精准扶贫，是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与当下中国乡村的命运、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对于贺享雍的乡村志写作而言，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文学思考：重建山水田园、乡村文明的新路径
时代三部曲塑造了以驻村第一书记乔燕、周小莉、张岚文等人为代表的扶贫干部群像。精准扶贫工作，绝不仅仅旨在提高农民收入、帮助贫困户脱贫，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改变乡村与乡民的命运。时代三部曲的主角乔燕有着曲折的身世，爷爷和妈妈都是优秀的扶贫干部，她是在爷爷奶奶温暖呵护下快乐长大的城市姑娘，但她其实是爷爷当年在贺家湾扶贫时捡到的弃婴；牺牲在扶贫工作岗位上的驻村第一书记周小莉，出生于穷困山村，大学毕业到县城工作后，仍然一心想帮助困苦的父老乡亲，主动请缨回乡扶贫；另一位以身殉职的驻村第一书记张岚文，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安葬在了她扶贫所在的那座山村。小说着力塑造的这三位驻村第一书记，以不同的方式与她们扶贫的乡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她们的命运构成一个隐喻，即扶贫干部只有真正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乡土，与乡民同呼吸共患难，才有可能真正把扶贫工作变成改变乡村命运的契机。
虽然时代三部曲仍以贺家湾这一川东地区的小山村为背景来表现精准扶贫工作为中国乡村带来的变化，沿用了之前乡村志系列小说的微观史写作策略，但精准扶贫工作本身就属于全国一盘棋的国家战略，加之贺享雍之前又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扶贫》，因此，时代三部曲在对精准扶贫工作进行文学表现时，加入了更多对于中国乡村未来发展及命运走向的全局性思考。
比如主人公乔燕对一刀切的土地流转弊端就进行过深入思考，不仅对这类政绩工程引发的种种现实问题看得十分透彻，而且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应对方案。在时代三部曲中，新一代乡村建设者们试图寻找到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既体贴与尊重乡民的情感需要、心理需要，又努力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将当下的乡村经济与信息时代的生产销售模式挂钩，一方面避免农业现代化吞噬掉乡村的内在活力和传统，另一方面又不断更新观念、改变思路，避免停滞和守旧。
贺享雍之所以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命名为《土地之子》，实在饶有深意。中国有八亿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纷纷离开家乡成了农民工，少数人的确在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大多数农民工却变成了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既不甘心回到日益凋弊的乡村，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结果成为双重的异乡人，这是不容忽视的严峻事实。在《土地之子》中，贺享雍借乔燕之口，对进城打工的乡村游子们深情喊话，呼唤他们“回家”，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将贺家湾建设成人间乐土，建设成乡民们肉身和灵魂的真正归宿。在贺享雍看来，即便是在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乡民的真正出路仍然是坚守“土地之子”的身份，而不是沦落为失去归宿感的城市贫民。在时代三部曲中，贺享雍对城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认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成全。不考虑乡村实际的城镇化对乡村伦理、乡村经济、乡村生态环境均会造成巨大冲击甚至损害，不仅妨碍乡村的振兴发展，反过来也会影响城镇化历程的健康有序推进。
贺享雍曾把城市文明视作乡村文明无情的吞噬者甚至是终结者，但在时代三部曲中，我们看到，贺享雍所理解的精准扶贫工作真正的目标，恰恰是要促成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整合，促成乡村传统与城市精神的携手，以此催生出乡土中国的美好未来。时代三部曲，不仅深入到“精准扶贫”这一国家战略在乡村全面推进实施的历史现场，塑造了以扶贫驻村干部乔燕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者群像，而且，始终关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乡村、乡民的命运走向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以文学的方式思考重建山水田园和乡村生态文明的最佳路径。
在今天这样一个农业文明似乎已不再具有合法性的时代，贺享雍不仅为乡土中国进行持续的文学辩护，也力图通过自己的文学书写，多方探索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联姻的可能性，为他所热爱的“土地之子”们寻找肉身和灵魂的双重出路。正如贺享雍在一封题为《我的乡土》的公开信中所言：“这便是我创作《乡村志》系列长篇的宗旨：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史，为农民发言。”
二、承前启后：时代激流中的川东乡民心灵史
从《诗经》开始，表现乡村生活，就是中国诗歌的重要主题。晋代诗人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之宗，有大量诗作描写了躬耕田园的生活。到唐代，又出现了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大量山水田园诗人。虽然是在描写田园生活，我们看到的却是文人士大夫的心理世界。这样的乡村，实际上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乡村，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呈现方式。借助陶渊明和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我们并不能由此进入晋、唐时期普通乡民的情感世界，更无法从中洞悉当时普通乡民看待与想象外部世界的心理模式。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极端重视历史书写，但中国历史上以文字记载的所谓正史，大都围绕王朝兴衰、帝王将相展开。普通乡民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在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中，几乎没有任何位置，为后人留下巨大空白。
哪怕是被五四新文化人视作民歌总集的《诗经》，可考的作者也大多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并非真是“愚夫愚妇”的天籁之音，且在文字上显然经过了后世文人的加工润色。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宋元时期，勾栏瓦舍等娱乐场所兴起，通俗文学有了长足发展，但描写普通乡民心灵世界的严肃作品却仍然极其匮乏。我们只知道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是如何想象乡村与乡民的，却几乎不知道历代普通乡民是如何想象精英社会和城市生活的；我们只能看到苏轼眼中的乡村画卷，却不清楚苏轼这位父母官在那些乡民眼中的呈现方式。《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呈现了贵族男女的心灵图像，还通过刘姥姥这一角色，生动描绘了当时普通乡民的心理世界。但这类深入刻画普通乡民心灵世界的作品，在中国历代文学中，一直是廖若晨星的存在。
真正的变化还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的。五四之后，出现了许多真实表现乡村生活的严肃作品，比如萧红、萧军的小说就大量描写了东北乡村严酷的现实景况，而鲁迅、茅盾等人则对江浙一带的乡村生活进行了冷峻的文学呈现。不过，这些作家虽然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都出生于书香门第，又早早离开故乡到大城市谋生，他们的心理世界早已与普通乡民大相径庭，我们从这类作品中看到的仍然是这些新文化人的精神世界。五四新文学家，大体是以社会批判或者悲剧性的眼光来看待乡村和乡民的命运，这种悲天悯人的写作态度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有距离的乡村叙事。新中国建立后，关于中国乡村的文学书写，则长期以革命叙事为主线。不过，无论是赵树理、周立波、孙犁，还是柳青、李准，在满足革命叙事的同时，也力求贴近乡民自身的情感与心理世界，试图真实还原中国乡村的历史与现实。
四川的乡土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沙汀，艾芜，包括李劼人，都可算是四川乡土文学的大师级人物。改革开放后，周克芹正是凭借描写四川乡村命运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城化进程的加速，乡土文学逐渐由文坛宠儿走向边缘。与此同时，四川乡土作家贺享雍却迎来了文学创作的丰收期，不仅推出了十卷本的《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近日又出版了三卷本的《时代三部曲》系列长篇，是其乡村志小说的姊妹篇。时代三部曲延续了贺氏小说的一贯风格：情节曲折跌宕、引人入胜，故事富有传奇色彩，语言平实质朴却又幽默风趣，大量采用川东地区的民间谚语与歇后语，无论是山川景物还是风土人情都充满了浓郁的川东乡间风味，而贺家湾这座川东村庄则为贺氏小说笔下的乡村变迁提供了恒久的舞台。
贺享雍自登上文坛以来，就有意成为川东乡村历史变迁的书写者，成为川东乡民心灵地图的绘制者，而贺享雍遭遇的是乡村文明在城市化进程中日渐衰落的时代。这似乎也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经济碾压下，中国乡村文明一直在经受挑战，乡村乡民的命运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充满变数和动荡。但即便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仍然以农民为主体，农耕文明对每一位中国人而言都是一种母体性、根源性的存在，寻根文学的勃兴，与当时文坛对农耕文明的普遍情感认同是有因果关系的。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步入城市化进程的快车道，原有的乡村文明日渐衰落，新生代乡民甚至普遍拒绝“土地之子”的固有身份，成为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异乡人。在这样一个历史巨变时期，贺享雍接续了四川乡土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他独特的方式书写时代变迁的激流中川东乡民的当代心灵史。正如刘旭在《“反启蒙”之下的“寓言化”乡村》一文中所言：“贺享雍和赵树理一样试图把中国乡村在其叙事中建构成一个‘寓言’，他们的寓言都是内在于乡村的。”［1］刘旭在《贺享雍在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价值》一文中对贺享雍小说的评价也颇为中肯：“贺享雍的小说类似纪录片，他以‘自然主义’或者‘写实主义’的手法书写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乡村，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其特征是照片式的写实，事无巨细地完全记录，无比精细地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的农村现实…贺享雍的小说采取的是乡村内部视点，很少有采用启蒙式的外部视点。”［2］张丽军、范伊宁在《中国乡村的文学在地书写》一文中对贺享雍“乡村志”系统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作家在对乡村现实发展境况和农民心理、价值观念变迁的书写之中，不断思考当下中国乡土伦理与文化建设问题以及农村未来出路，在承续柳青、赵树理等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之上，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添上浓重一笔。”［3］
三、“第三只眼”：内化视点的交错变幻与有意整合
在《时代三部曲》第三部《土地之子》中，贺享雍通过贺家湾外出打工者的经历，为我们呈现了作为城市他者的农民工是如何来想象城市并理解自己在城市的命运。可以说，贺氏小说建构了属于川东乡民心理世界的另一种城市景观。如果我们把作为乡村他者的都市知识分子对乡村景观的书写，与自觉作为城市他者的贺享雍对城市景观的书写进行对照，可能会震惊于心灵世界塑造现实经验的方式有多么千差万别。乡村景观曾经长期被外在于乡村的他者所塑造，而如今城市景观也同样被外在于城市的他者所建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呈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乡村景观、乡民心理往往只是外在于乡村的他者单方面想象、塑造、建构的产物，普通乡民并没有找到真正的代言人，长期是沉默的大多数，不仅无法参与到城市经验的想象、塑造、建构过程之中，甚至也无法成为乡村经验的主动建构者、表达者。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小说，完整呈现了川东乡民是如何以自己特有的心灵加工方式来塑造、想象关于城市的一切，而这正是中国文学长期的盲点所在。贺享雍笔下两极化甚至略显单薄变形的城市经验，看上去似乎是贺氏小说的瓶颈所在，却补上了川东乡民心灵地图中曾经缺失的重要部分。
贺享雍之前的乡村志小说一直采用的是内视点，以川东乡民的平视眼光来看待时代进行时中乡村与乡民的命运变迁，追踪处在时代裂变中的川东乡民心灵史，这也是贺氏乡村叙事的标配。但《时代三部曲》的主人公不再是贺家湾乡民，而是变成了来自城市的扶贫第一书记乔燕，从表面上看，小说的视点也由之前的内视点变成了外视点。无论是启蒙叙事，还是革命叙事，采用外视点的乡村小说，都有一种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对乡村、乡民进行批判、重塑、改造、规训的潜在意图。对于《时代三部曲》而言，所表现的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题材本身就属于国家战略，如果采用内视点叙事，就会牺牲这一小说主题的宏大性。因此，《时代三部曲》罕见地采用了外视点进行叙事，以乔燕这位来自城市的第一书记的目光，追踪贺家湾在扶贫攻艰工作中的巨大变化。乔燕的爷爷曾是县扶贫局的负责人，妈妈则是市扶贫局的负责人，祖孙三代，串起了国家扶贫工作的历史与现实，拓展了小说的历史景深，为这部反映川东乡村扶贫工作的微观史铺垫了国家扶贫战略的宏观背景。
不过，与其他外视点的乡村叙事不同，《时代三部曲》表面的外视点，却有一种逐渐向内视点靠近、聚拢直到融合为一的趋势。作为一位乡村的外来者，乔燕的使命所在，似乎就是改造乡村。国家层面的扶贫攻坚工程，不仅指物质扶贫，更重要的还包括精神扶贫，而所谓精神扶贫，其实就是致力于改变乡民的传统观念，以城市文明改造农耕文明。呆在乡村的年轻人真有出路吗？《燕燕于飞》第十三章写到一心想帮助贺峰复学的乔燕对未婚夫张健说的一番话：“你都听见陈老师说了，我只是觉得这个学生不读书太可惜！一个重点大学的苗子，一个国家未来的栋梁，就因为老子不成器和家里穷，一辈子就这样完了……”［4］83在乡村是没有出路的，在乡村呆着，一辈子就完了。这番话背后，显然包含着作为外来者的乔燕对乡村生活、乡民价值的否定。但随着乔燕越来越深入地融入贺家湾乡民的情感世界，她的外视点于移步换景之间悄悄向内视点靠近。随着她作为贺家湾乡民弃婴的身世之谜最终水落石，《时代三部曲》由乔燕提供的观察乡村的外视点也就正式完成了与贺家湾乡民内视点的融合。在《燕燕于飞》第十一章中，村支书记贺端阳给乔燕介绍当组长的好处时说：“更重要的是当组长有面子，村民家有个红白喜事，不是把组长请去做支客师，就是把他安排坐上席，庄稼人稀罕的就是这个面子！”［4］123乔燕听了这番介绍后的态度很耐人寻味，她对贺端阳说：“谢谢你，贺书记，我从你的话里又学到了许多从书本里学不到的知识！”［4］123乔燕将贺家湾乡民的信仰、民风、民俗，均看作是地方知识加以尊重，没有任何启蒙者的批判姿态。甚至对村支书贺端阳一心在外面找钱并因此忽略工作的苦衷，乔燕也并没有义正辞严地加以批评，而是表示了充分的同情之理解。在《燕燕于飞》第十七章中，贺端阳对乔燕推心置腹道出了村级干部的不易：“乔书记还不知道我们这些村干部的难处！说官又不是官，说不是官，村民又把你当个官。我这个人，也曾经立过雄心壮志，可干着干着，就觉得没多大意思了！国家现在给我们的工资每月不到两千块钱，我兼职又不能兼薪，像我们这个年龄，说老不老，说小不小，正属于所谓精壮阶段，出去打工随便干点什么，每个月挣个三五千，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你说这不到两千块钱，我们拿来能做什么？现在这个年代，人的眼睛比狗的眼睛还要势利十分，村支书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家里穷了，说话连放屁都不如，还别说当下去！所以我们这些村支书，想方设法都要去搞点外快，有的像我一样在外面包工程，有的承包了村里的山林，有的联合办了小企业，反正是各显神通。”［4］176乔燕听了这番话的反应是什么呢？“乔燕听到这里，忽然明白了，见贺端阳能够以诚相待，把心窝子给她掏了出来，十分感动，便说：‘贺书记，你既然把话说到这里，我也说句心里话，其实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听说了你在外面包工程的事，我当时还想给你指出来，但又怕影响了我们间的关系，便忍住没说。现在听你一说，我才明白你们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现在光靠空洞说教已经不解决问题了！你说得对，农村干部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们谁会安心干？……”［4］176主人公乔燕本是贺家湾外来的改造者、启蒙者，却最终认同了这片土地；从走近乡村，变成了走进乡村；从外来的扶贫干部，变成了贺家湾乡民流落在外终于回家的女儿。
有意思的是，在《时代三部曲》中，精准扶贫工程也将外视点带给了贺家湾乡民。乔燕说服乡民整治贺家湾脏乱差的环境，靠的就是放映幻灯片并请防疫站的工作人员现场科普达到的效果。乔燕借助现代手段，为乡民们审视自己祖祖代代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提供了外在视角。这一情节出现在第一部《燕燕于飞》七章：“贺波打开投影仪，关了黄葛树枝丫上的灯，放起幻灯片来。于是，那些被草叶、秸秆堵塞的沟渠，那些如墨汁一般的黑水潭，那些在水潭里享受着快乐的孑孓、不知名的虫子，还有那些房前屋后一堆堆发黑的垃圾以及围着垃圾四处飞舞的黑头苍蝇，还有一摊摊遍地横流的生活脏水，等等，都经过投影仪放大，一一呈现在幕布上。大伙儿先没认出这是哪儿的画面，还互相问：‘这是哪儿，怎么这么龌龊？’乔燕听见了大家的窃窃私语，便又拿起话筒对大家说：‘大家仔细认一认，难道认不
出吗？’众人又看了一会儿，终于认出了，便道：‘哎呀，这不就是我们贺家湾吗？’”［4］76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小说，其实都有这个特点：一方面，贺享雍极为体贴、认同乡村伦理、乡村传统；但另一方面，贺享雍又是一位高度认同时代主旋律的作家，他笔下的乡民也在竭尽全力试图理解时代的变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试图跟上时代前行的步伐。因此，无论对于扶贫工作，还是这个时代发生的种种变迁，乡民们一方面充满疑惑，对乡村传统的衰落充满哀伤，与此同时，又试图理解与消化各种新观点、新事物，对这个时代保持开放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乔燕为代表的扶贫干部之所以可以推进贺家湾的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贺家湾乡民的主动选择。
《时代三部曲》不仅让主人公乔燕的外视点向贺家湾乡民的内视点靠近甚至融合，也让贺家湾乡民接纳并内化乔燕的外视点，以城里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环境、生存状态，接受乔燕充满善意的“美化”改造，不仅像城里人一样美化洁净自己的居家环境，女人们也开始学习化妆打扮，以增加女性魅力和自信心。第二部《村暖花开》第七章，乔燕在发动村里的女人们成为环境改造的主力军时说：“前面我说了，我们女人是家庭的灵魂，对一个村庄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现在我们每家的院子虽然干净了，但还算不上美，我们要保持全村持续的干净整洁才能算是美！而要保持整个村子的干净、整洁和美丽，重担就在我们女人身上！……等我们贺家湾小河变清了，塘水变蓝了，山上鸟多了，小燕子回家了，村庄干净美丽了，不知那些城里人该怎样眼红我们呢。”［5］71-72在这里，乔燕有意为村民们引入了外在于乡村的城里人视角，成为乡民们自我观察的第三只眼。
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逼无奈，《时代三部曲》中每一位贺家湾乡民的心理世界均无可挽回地纳入了来自城市文明的第三只眼，使得他们再也无法仅仅用农耕时代的眼光来打量、审视、评判自己的乡村和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启蒙叙事还是红色叙事，外视点通常都是主导性的，都是一种对乡村和乡民由外而内的强力塑造。而在《时代三部曲》中，作者着力表现的却是乡民们主动适应时代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心理需要，表现乡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性。他们对于外视点的纳入，在某种程度上，是主动选择、主动顺应、主动整合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能够接纳并整合乔燕的外视点，前提恰恰是乔燕能够理解并体贴他们的心理需要，尊重他们的情感和生活态度。因此，贺家湾乡民对于外视点的纳入，并没有以丧失自我主体性为代价。在以乔燕为代表的扶贫干部及贺家湾乡民的共同努力下，内视点与外视点的矛盾冲突得以缓和甚至化解。正是在内外视点相互碰撞、相互转移的交错变幻中，历史进行时中扑朔迷离的川东乡村心灵地图得以徐徐展开。
参考文献：
［1］刘旭“.反启蒙”之下的“寓言化”乡村[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4）:173-178.
［2］刘旭.贺享雍在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价值[J].长江丛刊，2020（11）:89-91.
［3］张丽军，范伊宁.中国乡村的文学在地书写——评“乡村志”系列作品[J].中国文艺评论，2020（5）：86-96.
［4］贺享雍.时代三部曲·燕燕于飞［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
［5］贺享雍.时代三部曲·村暖花开［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
